多年以后，老太太死去，安姑娘依旧抽着水烟袋子，吞云吐雾间，她将会想起新婚夜里遭丈夫冷落的那个漫漫长夜。年夏，在日本念书的鲁迅忽然收到家中急电：“母病危，速归！”他不由得浑身打了一颤，还未来得及收拾行囊，便已匆匆踏上了归国的轮船。一下码头，鲁迅便往东昌坊口周家台门里狂奔，直至他累得踉踉跄跄踏入家门那一刻，懵了。母亲正端坐在太师椅上，神采飞扬，一点也看不出病危的模样。一听原委，鲁迅脸色顿时喜忧参半。喜的是母亲的病是装的，此刻她安然无恙；忧的是母亲装病的目的是为了骗自己回来结婚，而且婚事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不管此刻心情如何复杂都好，鲁迅都没有丝毫表现。事后有人问起大先生受骗的反应，鲁迅的母亲鲁瑞说：“他倒也不见怪，同意结婚。”鲁瑞没有察觉出儿子的端倪来，实则鲁迅平静的外表暗藏波澜。但无论如何都好，一桩婚姻悲剧已酿成。鲁瑞的自作主张，自以为是，给朱安判了“无夫徒刑”，鲁迅更狠，直接改判“死缓”。他不忍心这么做，但他心里已经跟母亲打定了这样的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回望七年前，订婚之初，鲁迅已感到隐隐不安。母亲要包办自己的婚姻，到底该不该说点什么好呢？那时候的鲁迅，仍青春豆蔻，少不更事。虽说受新思想沐浴成为半个“精神小伙”，但还没有历经日本留学过后那样的思想大转变。那时候他的清朝辫子还在，还没穿上西服，还处于对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罔惑之中，所以对包办婚约一事，抱有含糊其事，静观待变的心态。更重要的是，他愚孝惯了，说不同意，跟母亲硬刚，怕不会整出些什么事来？结果，不能洞彻儿子内心所想的鲁瑞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她要是知道鲁迅心里百般不愿，她肯定会三思后行。鲁瑞绝对没说儿子的婚事一定要由她包办。有了大儿子婚姻不幸的前车之鉴，她也同意另外两个儿子周作人、周建人婚姻自己做主。所以换回来想，鲁瑞也不是那种母权至上，死犟脾气不开明的人。或许鲁迅当时说出自己的不满，鲁瑞就会重新权衡自己的打算。哪曾想这傻儿子一直唯唯诺诺，不出一言拂逆。估计事后鲁瑞心里有一万个问号在质问鲁迅：“你说啊，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你不说我就当你默认了。”路是鲁迅自己情愿走的，他有一句出名的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看来他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人的结合，真有那么不堪么？两家又是看中了对方什么？很多说法，觉得鲁瑞是看上了朱安的贤惠，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深一层，鲁瑞也看上了朱安有一个好家境。毕竟鲁迅的祖父入狱之后，周家境况已大不如从前，能和一个家境不错的姑娘结成亲家求之不得。在没有感情的包办婚姻中，功利因素的呈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鲁迅当时要到江南陆军学堂学洋务，走的不是应试考官的路子。鲁瑞认为这不是一条正路，更甚至认为这是一条“末路”，将来一定前途一片黯淡。所以当鲁迅提出这个想法时，鲁瑞心都寒了。鲁迅描述说：“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鲁瑞觉得，鲁迅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庸才。所以她不求鲁迅振兴家族，但求周家尚有余力前，赶紧把他的婚事办了。恰逢由亲戚做媒牵线的朱家千金就是个门当户对的不错人选。而朱家看上鲁迅的理由就更加简单迫切了，已过20岁的朱安已错过了最佳的出嫁年龄，想要嫁出去，只能当填房。正好周家不介意年龄这一点，又有原配位置的空缺，所以两家人一拍即合。听到这个消息，朱安一定很高兴，待字闺中二十余年，终于要出嫁了。而鲁迅又在想什么呢？“对方会是一个读过书的新式女子吗？”这样的幻想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转而他又认清了现实，如果自己一定要在这个年龄结婚，那么无论对方是谁，都毫无疑问是一位旧式女子。因为在新式教育刚刚兴起的清末中国，尤其是绍兴内地，几乎找不到一位接受过教育的女子。如此一想，鲁迅心里就有底了，但他并没有心理准备迎接这一切。眼下学业未竞，婚事却步步紧逼。鲁迅这回真是焦头烂额，他绝没想到，仅仅去南京读书几年，母亲背地里就整出了这么个幺蛾子。恐怕此地不宜久留，眼下还是走为上计。年，鲁迅考取了官费留学来到日本学医。期间鲁迅不断收到家里寄来的催婚信，因不厌其烦，他竟回信提出要朱安另嫁他人。但朱安不愿意，这就有了对朱安口口相传的嚼舌根。说鲁迅给机会她走，她自己不走，不值得可怜之类的话。在日本看惯了遍地开花的自由恋爱，鲁迅的思想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内心的确对包办婚姻反感抗拒。然而，他根本没有说过“让朱安另外嫁人”这种话呀。“让朱姑娘另外嫁人”这个说法，是由鲁迅的堂叔周冠五流传下来的。但这个比鲁迅小六岁的小堂叔，并没有亲耳听见鲁迅这么说，也没有亲眼看见过这样的书信。完全是游走于亲戚之间道听途说回来的一面之词，没有真实性可鉴。更加矛盾的是，后来他又说：“鲁迅对婚事的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说几时结婚几时到。”那么，小堂叔两次所说的话，已经相互冲突了。其实不用动脑子都知道，鲁迅做事一向有考虑，怎么会说出这种不经大脑，甚至近乎害人命的话。要知道那时还未步入民国，退婚对一个女人的尊严、名誉，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严重还可引发抑郁自杀。所以一直以来，朱安因为这茬儿受到的诸多诋毁，纯粹是小堂叔惹的祸。但如果将小堂叔的话“将计就计”去推敲，鲁迅要求的解除婚约，会有可能性吗？在朱安等待结婚的七年里，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日记里写到不少关于周、朱两家人来往的事件。比如，周朱两家曾一行十几人热热闹闹雇了一条大船一起去看戏。“晨同朱筱云兄、伯撝叔、衡廷叔、利冰兄下舟，往夹塘看戏平安吉庆。半夜大雨。”看戏途中，周家的佣人长妈妈发病猝死。朱安的弟弟彻夜不归家，自觉陪周作人帮忙料理周家佣人的后事。这位“准小舅子”，俨然已不把自己当外人。“初六日雨。放舟至大树港看戏鸿寿班。长妈妈辰刻发病，身故，送去。”“初七日晴。归家，小云兄（朱安弟弟）别去。”另外还有，周作人在日记里多次提到朱安的远房叔朱霞汀经常来周家台门里做客。不是来“食粉蒸肉二包”，就是来“买雀牌洋酒一匣”。周作人在日记里唤他作舅公，十分亲切。周作人日记里还有很多周、朱两家人的来往记录，不一一列举。足以见得，鲁迅虽未与朱安成婚，但两家人却都已认准了亲戚关系。基于这种稳固的关系，两个家族主观层面上都绝不会好意思讲出悔婚这么难堪的话。如果朱安收到鲁迅的退婚信，稀里哗啦一顿哭的场面肯定不可言状。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等了七年，到头来一场空，别说耽误了多少青春之类的矫情抱怨，单单扪心自问，任谁都有可能在被别人毁掉自己的那一刻起杀心。何况朱安是熬了七年，她已经28岁，退婚标志着她彻底完了，她的一生都会钉在家族的耻辱柱上，遭人口舌。这也是为什么七年来，长辈在她耳边无数遍洗脑一句话的原因：“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为的就是告诉她，死也要死在周家。所以在个人层面上，朱安已经没有退路可言，必须死磕到底。最后客观层面上，就更加难办了。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即使到了思想稍微开化的民国也未减分毫。以著名作家萧红为例，她因为抗拒包办婚姻与人私奔，导致其父身败名裂，不但被撤掉公职，还被迫举家迁走。敢问鲁迅忍心再度摧残已经被“科场公案”折腾得足够破落的家吗？总的来说，退婚是没有任何可能性。既然如此，鲁迅应该是抱定逆来顺受的心态面对现实，但偏偏为什么要将婚后生活过得像一潭死水？老太太鲁瑞描述：“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为了打破这种状态，周家和朱家的长辈从中调和，轮番劝好，但费尽口舌都作徒劳。“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鲁瑞有感于自己作为始作俑者，每每内疚心痛。她问鲁迅：“她有什么不好？”鲁迅回答说：“和她谈不来。”图
朱安（右一）离开绍兴北上前与娘家人合影其实跟一个人谈不来并不等于讨厌这个人，但历来却被归结为朱安很让鲁迅讨厌，并围绕朱安抽丝剥茧，找出了她遭到鲁迅厌恶的原因。事先说明，鲁迅讨厌朱安，有可能是一个误解读。但主流说法一直掉入这个误区，那也不妨深入看看，那些从朱安身上揪出的毛病是否会从根本上导致鲁迅讨厌她。第一条，不愿放足，不上学堂。这是鲁迅在订婚期间，从日本写信回来，要求朱安去办到的。“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但小叔子周建人解释说，朱安没有一条办到，所以引起大哥不满。“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虽然不认可“你要跟我结婚，就必须取悦我，为我做出改变”这种自私的要求，即使鲁迅确实是为朱安好。但实际上，鲁迅并不对朱安能够成功放脚、上学堂寄予希望，只不过是“试水”提出，能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因为这两个要求离经叛道，不符合当下礼教，的确强人所难，照理说鲁迅熟知中国国情，应该是能够谅解的。而且在与小堂叔周冠五的通信中，他也早早得知朱安拒绝读书、放足的消息，实属预料之中。记恨于一件原先就已成定局，且别人难以办到的事情，大概犯不着。另以民国诗人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为例，张幼仪读过书，又没缠过脚，为什么还遭徐志摩讨厌？可想而知，是另有原因。所以不读书，不放脚，不构成鲁迅讨厌朱安的理由。第二条，朱安的自作聪明惹鲁迅反感。母亲鲁瑞曾问鲁迅，为什么和朱安谈不来，鲁迅回答说：“她爱充当谈话高手。”于是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因为一次说话的过失，就将其归为鲁迅讨厌朱安的原因之一，这也未免太牵强了。如果以此为依据推断类似无趣的谈话不止发生一次，所以才令鲁迅生厌，那也不合理。两人向来没话谈，又能有多少次谈话的机会？那一次的交谈，顶多就让鲁迅觉得话不投机，就像他自己所坦白的：“和她谈话没味道。”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一个警示，朱安确实有故作聪明迎合鲁迅的倾向。最经典的前科就是结婚当日，她小脚穿大鞋，以为这样可以讨鲁迅喜欢。没想到鞋不合脚，掉了下来，大写的尴尬丢人。鲁迅当时的心情一定是短暂的反感，再到无语哀叹，因为还怪不得她。其实这也看出了朱安深深的自卑，自卑的人才需要迎合别人。网络上有一个话粗理不粗的顺溜子，“舔狗舔狗，终将一无所有。”用来形容朱安对鲁迅的迎合附和，不失贴切。第三条，羞辱鲁迅当众博取同情。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说，老太太鲁瑞60岁大寿那天，家里宾朋满座，席间朱安突然当着众亲友的面，指责鲁迅种种不是。但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所以场面也没有骂开。事后鲁迅对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了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从语气上看，鲁迅说这番话时比较平静，不像憋闷气的样子，加之没有当场发飙，故不像被触中怒点，似乎根本没有将朱安的所作所为放在心上，凭他从容应对来看就可以印证这一点。另外，这次冲突诸多疑点。第一，一向忍让顺从的朱安怎么会突然爆发？第二，朱安从小背诵《女儿经》，牢记训诫。当众下丈夫面子是有悖妇道的大不敬行为，她是大家闺秀出身应该清楚，那又是谁给她勇气去做？第三，为什么偏偏挑中了婆婆大寿的日子发难？很显然，这极有可能是一出有计划，有预谋，有商量的苦情戏。这就不免使人怀疑，朱安背后有人出谋划策，教她这样去争取亲友的同情，好给鲁迅压力，好让大家批评鲁迅的不好。别有一番意味的是，鲁迅对孙伏园说的那一番话——“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可能鲁迅也隐隐察觉到朱安是受人唆摆，只会有一说一照着做，做完就没招了。毕竟“出嫁从夫”，冲撞丈夫的行为与朱安本身的性情和为妻原则都有很大出入，没人在背后怂恿她怕是没这个胆量。至于这件事会不会构成鲁迅讨厌朱安的原因之一，解释上其实跟前面大同小异。主观逻辑上他不会跟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计较，而且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斗士，跟朱安的思想高度不是一个层级，只要朱安的行为能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都不会去记仇，除非是不通情达理的人。所以以上揣测朱安遭鲁迅讨厌的主流原因，存在错误解读，鲁迅根本就不讨厌朱安。如果不是打情骂俏的讨厌，那么讨厌一个人，理应带有恨。鲁迅又为何要去恨一个无微不至贴身照顾自己母亲37年的女人？但鲁迅的冷暴力间接导致朱安一生都画地为牢，无性无爱，无儿无女。这是不争的事实。往往因为如此，泛滥的同情心误导了理性思考，使得大众以为鲁迅的苛刻无情就是对朱安的讨厌憎恶，其实这是要区分开的两种态度。鲁迅待朱安由始至终都保持冷酷，这是一种中间态度，不爱一个人，也不恨一个人。至于鲁迅为什么要给予朱安一辈子的冷遇，根本原因在于他害怕面对现实。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鲁迅一直在逃避。婚前逃去留学，婚后继续逃去留学，留学完后，他又托老友许寿堂帮忙找一份离家很远的工作。信中说，只要能离开，虽远无害。可见，鲁迅不想跟朱安在生活上有任何交集，他将朱安视为一个终生恐惧的阴影。一生人只许这一次，多年以后，鲁迅依然会回想起那一个三跪九叩的大喜日子。一顶封建婚姻的大红帽盖在了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头上，末梢扯出一条前清的假辫子，他吞声忍泪，默默承受着自尊心被践踏，个人意志遭违背，犹如一个被玷污的少女，深藏这股羞愤许多年不曾随时间消散。但他不会知道，他仙去的许多年里，西三条胡同的青阶石板上，还坐着一个老妇人，她咕嘟咕嘟地抽着水烟袋子，无比凄慨地告诉来访之人：“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终于，她做了一世牺牲，完结了一笔烂了四千年的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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